廖錦桂 (作家) /新新聞周刊1290期

 

無論怎麼看,顏蘭權、莊益增,都是兩個

「討苦吃」的人。

 

第一次見到他們,是在公視編採中心,我從

忙碌的電腦中抬頭,兩個長得「經常被臨檢」

模樣的人,咧著笨拙的牙齒正衝我傻笑。女的

那位,長髮及腰;男的那位,顯然急需拜訪

一下牙醫。

 

      那是11年前,他們剛剪出第一部紀錄長片《地震紀念冊》,來交片的。

 

      第一次看他們的作品,就知道這是一段美好友誼的開始。影像要煽情容易,

但騙不了人,這樣樸素的作品絕對是兩個老實人拍的。生活的光影,一頁頁紀錄

著921大地震後,位在遙遠山區雙崎部落泰雅族人如何在家毀人亡中重建的艱辛。

被貧窮壓得喘不過來的部落文化,像影片中從山上沖刷而下的石頭,散落在通往

部落的乾凅河床上,任由烈日曝曬。

 

      這種生活式的影像風格,我只有在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傳統中看過。

 

      但紀錄片畢竟無法像電影一樣自由。真實的人生裡,是沒有拍攝腳本的。這

種拍法,簡直要人命。我私下問他們,他們老老實實回答:蹲點拍了兩年三個月,

800多天,拍攝帶400捲。

 

      若以為拍紀錄片是為了榮華富貴,歡迎來試試!

 

      顏蘭權跟莊益增從沒有想過自己這餐吃了沒,也不懂社交,只會樸素的用腳

踩在紀錄片這塊田裡,像農夫一樣不分日曬雨淋的努力耕種著,去仔細聆聽這塊

土地告訴他們的聲音。他們說,「我只會這麼拍」。早在成名前,這一對資源匱

乏的紀錄片界農夫,已經贏得同業的尊重。那年一場導演聚會上,剛以《山有多

高》拿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湯湘竹就說:這個獎最有資格拿的,其實是蘭權跟

莊子!

 

      2004年,「只會這麼拍」的顏蘭權跟莊益增,終於獲得遲來的注目與掌聲。

《無米樂》以更洗練平實的影像敘事,讓嘉南平原上「四個老農與一隻水牛」一

連奪下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南方影展不分類首獎、台北電影節百萬首

獎。讓數十萬觀眾在歡笑與淚水交織中,隨著鏡頭光影的流動見證了台灣土地之

美、老農對土地的深情、對天地諸神的無比虔敬,以及一甲子人謀不臧的農業滄

桑史背後,吃苦的人卻依舊保有美好的人性。

 

      那鏡頭,是有溫度的。

 

      這四個早已過了退休年齡的六、七十歲老農腳上,永遠少不了爛泥巴;乾裂

的雙手,繼續泡進水裡插秧、舉起鋤頭整田、為花生去殼、輕撫美麗的稻穗;早

已打不直的背骨,30公斤的施肥機照揹;而滿佈皺紋與老人斑的黝黑臉上,日復

一日一樣趕在太陽出來前先起床,趕在風雨來襲之前連夜收割,半夜三更才吃飯。

「種田的人,若對土地沒感情,就是快死了」,75歲的崑濱伯這麼說。

 

      但是,精美的畫面容易,《無米樂》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導演深入了主

角的內心,使得說出「種田就是坐禪,無米也快樂」的崑濱伯,成為年輕世代的

老農偶像。總是哼哼唱唱崑濱伯,與以一聲「夭壽喔」出場的崑濱嬸之間虎虎生

風的恩愛趣味,即使踩在水田裡,各據一方雙手忙著整田,嘴巴也沒閒著……;

這對老人家在鏡頭前葷素不拘的吵架、鬥嘴,崑濱伯經常在農忙後大剌剌地攤開

四肢隨意哼唱的自在模樣,都說明了攝影機對於原本羞澀的老農來說,已經變成

一只好玩的玩具而已。他們對導演的信任,使觀眾與老農的真實生活零距離。

 

      顏蘭權與莊益增在《無米樂》中不僅拍出了好看,更拍出了農夫與水牛身上

所代表的土地倫理,使觀眾在走出戲院後,能開始反思政府農業政策。風潮所及,

「吃台灣米」成為最基本的行動反省,台南後壁村菁寮聚落成為著名觀光景點,

而隔年也種出全國冠軍米的崑濱伯,更成為媒體的最愛。至今,只要政府一推出

任何攸關農業的政策措施,媒體就跑去問他,儼然成為末代滅農的最佳代言人。

 

      在國片票房難得登上百萬的年代,《無米樂》寫下了六百萬的佳績,與同年

放映的紀錄片《翻滾吧男孩》(賣座300萬),分占年度國片票房的第四名與第

五名。

 

      然而,導演沒有流連於鎂光燈,影片發行告一段後,彷彿人間蒸發。2006

年,他們已經再次扛起攝影機,回到紀錄片的田野。

 

      「紀錄片是我的命,如果不拍片,我也不知道要幹什麼」顏蘭權曾這麼說。

但這一次,費時四年之久的《牽阮的手》,真的差點要了她的命。

 

      對顏蘭權與莊益增來說,《牽阮的手》是一個愛情故事,從一開始是,到結

束時還是。比較複雜的是,這次的愛情故事裡,有一道人為的歷史高牆要跨越。

它牽涉到歷史傷痕。

 

      這次紀錄的主角76歲的田媽媽(田孟淑)與92歲田朝明醫師,是一對歷經大時

代動盪的反抗運動者,他們的一生,與台灣的民主運動緊密相連。從228事件開

始的民主運動,幾乎無役不與。在影片中,導演延續新寫實主義的影像風格,沒

有華麗炫技,但是,每一段傷痕都帶來淚痕,那是台灣民主先行者為後人寫下的

燦爛時光。因此,問題來了。

 

      關於傷痕的處理,有人從來不想記起、也不准別人提起,有人喜歡若隱若現,

有人偏好直視記憶。在影片中,顏蘭權跟莊益增選擇了後者,因為那就是主角的

生命史。

 

      紀錄片如果不能忠於真實的田野,還能叫紀錄片嗎?

 

      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希望他們為傷痕「撲上粉」。於是,他們賣了房產,與

原先的投資者解約,守住紀錄片工作者最起碼的戒律與獨立尊嚴。

 

      終於,《牽阮的手》再度拿下去年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並在本周開始

全國上演。

 

      田媽媽與田爸爸不是甚麼響叮噹的大人物,除非跑黨政的媒體記者,外界對

他們並不熟識。從台灣的政治光譜來看,他們被輕率歸類為「深綠」,就像外省

老兵被簡單化約為「深藍」一樣,彷彿他們都只是時代的布景,是來替權力者鋪

路吶喊的,隨時可以像橡皮擦一樣擦掉。

 

      湯湘竹導演的《山有多高》紀錄了他父親返回湖南老家探親的歷程,曾經讓

許多泛綠支持者淚流不止,從此改變對眷村事務的輕率批評;現在,因為一對憨

厚導演拍出了一部好紀錄片,也讓我們有榮幸完整的「看見」界線另一端的臉孔,

認識到他們的信仰與夢想,是如此純粹,如此剛烈,如此非黑即白絕無灰色地帶。

我們可能不同意她或他—信仰是不能強求的,但是,聆聽彼此的生命故事,是走

出界線的第一步。這才是所謂「民國百年」的最好獻禮。

 

      因為界線不會把別人隔絕在外,只是把自己封閉在內。

 

文章出處-新新聞周刊12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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