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阮的手》，重現理想主義伴侶的奮鬥歲月：專訪莊益增導演
- 作者 / 誠品網路編輯群 |
四零年代的台灣，三十四歲的田朝明醫師自日本返台。在日本待了十年時間的他，帶著追求正義、幫助弱勢的左派思想，返鄉開設診所。
在故鄉，他遇到了年僅十七歲的高中少女田孟淑，個性活潑開朗又耿直，性格相投的兩人，默默的相互吸引著。
在民風保守、社會禁忌的當時，兩人年紀相差超過一輪，又礙於同姓不可能結合，但兩人相投的個性與理想，跨越了家族阻礙，決定私奔廝守終生。這一離開，便走上了與大眾不同的道路…
因拍攝紀錄片《無米樂》而成名的莊益增、顏蘭權導演，在沉潛五年後，推出了紀錄對台灣民主進程貢獻良多、被暱稱為「田爸爸、田媽媽」的田朝明、田孟淑紀錄片《牽阮的手》。
這隻紀錄片原由公視委託拍攝，不認識這對夫妻也不了解台灣近代史的兩位導演，在經過長時間田野調查和深入訪談後，結合了報章報導、歷史照片、畫作、動畫等元素，以田孟淑的口述歷史為主，講述了他們的一生，也見證了台灣從戒嚴進入解嚴時代的歷史進程。
由於兩位導演對於創作理念的堅持，並埋首在資料搜尋、動畫場景重建等細節，莊益增導演只好抵押老家土地將製作經費退回公視，連顏蘭權導演都因勞累而生病；但在這種精神的堅持下，我們得以看見場景生動、精采豐富的《牽阮的手》。
誠品站專訪莊益增導演，談談究竟導演的堅持為何？為何要花那麼大的力氣來經營這隻紀錄片？
誠品站：《牽阮的手》所紀錄的這對夫妻，和民主進程息息相關，但同時也具有政治敏感性，您不會擔心嗎？您怎麼看待紀錄片拍攝對象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莊益增：去年女性影展閉幕後，記者訪問時說：「導演，你們怎麼那麼勇敢？」我和顏導演聽到都傻住。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勇不勇敢的問題！ 要拍攝田爸田媽的故事，原先是公視的提案，我們原先不認識他們，經過了解後，覺得他們夫妻的故事很有意思，所以就開始拍攝了。
對我們來說，這就是一隻人物的紀錄片，而他們的生命歷程和台灣的民主運動發展那麼密切，不可避免的會紀錄在其中。
我們之前對於台灣近代史都不熟悉，我們邊拍邊做功課，但也只是作一些浮面的功課。我只有看這二十多年來的報章雜誌，仔細的研讀，卻也沒有深入到買書來研讀台灣史，只觀察表面，所以我不是臺灣史的專家，只是一個紀錄片的工作者。
我也必須要澄清，我們不會因為拍完了《牽阮的手》就成為臺灣史專家。基本上我們拍攝的紀錄片是以主角生命史為主，他們生活在臺灣歷史當中；要是談台灣史，就應該會有更多人的歷史牽涉其中。身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一輩子還有好多紀錄片要拍，怎麼會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呢！
我覺得，真正勇敢的人是田爸和田媽，以及在他們的人生歷程中，所認識的勇於犧牲奉獻的人。對我來說，拍攝這部片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因為顏導演生病，還要還給公視錢，過程真的很辛苦啊！
我覺得，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沒有權力去干涉拍攝者的政治立場，即使我們再熟識，我們之間的關係，也應該到拍攝結束時就結束。
因為《無米樂》的廣受注意，崑濱伯會在一些政治場合公開發表意見，我會站在朋友保護他的立場，勸他少露面一點，不要被消耗；不過我們之間沒有什麼權利義務關係。
誠品站：在《牽阮的手》當中，最特別的是使用動畫來重現歷史的部分。為何你們會決定這樣呈現？在這部紀錄片中，採訪的對象並不多，為何不採集多方觀點？
莊益增：製作動畫，是為了彌補許多段歷史沒有資料畫面的情況。他們的歷史，要是只單純透過田媽媽的訪問來呈現，實在是很可惜；所以在顏導演的堅持下，我們用「寫實動畫」來陳舖精采的故事內容，也藉此來展現每一個年代的氛圍。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重演，但是重演的製作費更高，加上他們的歷史跨越數十年，若只是為了幾分鐘的畫面搭景拍戲，更是所費不貲，所以嘗試用動畫的型態呈現。
我們根據田媽媽的口述歷史來編劇，把分鏡圖做好後交給動畫公司執行；但為了交代當時的時代氛圍，我們還要就是尋找各個年代的資料照片、說明來建立每個場景的細節，因此幫助觀眾進入時空，這一點真的耗費心力。
擁有了這些素材後，動畫公司無法將肢體動作和表情做得生動流暢，我們則委託小劇場的演員朋友們演出，並將演出內容拍攝下來剪輯好交給動畫公司，才能夠讓動畫工作人員精準執行，減少不必要的修正時間。
雖然看動畫內容還能夠更好，但是在我們有限的成本和動畫公司的努力執行之下，能有現在的成果，已經是可接受的範圍了；讓真實紀錄影像和動畫之間銜接穿梭，讓我們花更多時間思考。
老實說，我們如果去採訪很多人，將採訪內容串在一起，非常簡單，可以節省我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與工程；但是我們不想要這樣敘事。而且我們也不負責平衡報導的責任，像一些重要民主事件，我們只問田媽媽的記憶，除非必要不問其他參與者，我們想要專注在個人歷史上。
誠品站：《牽阮的手》是以田孟淑女士的口述歷史作為基礎拍攝而成的，但我們很好奇田朝明醫師的人生經歷，可否和我們多分享一些呢？
莊益增：田醫師和一樣住在台南山上鄉，住在隔壁村。他在1918年出生，是家中獨生子，家境小康，但沒有田媽媽家那麼富有；十八歲時陪著朋友到日本東京報考醫學院，他則想考上文學院；豈知朋友落榜了，他卻考上醫學院，文學院志願也落空，只好當醫師。
三零年代的日本，已經非常先進了，他一直想要當一名哲學家，不看病時幾乎都在看書，在日本待了十年才返台；也因此，追求正義、幫助弱勢的理念深植在他的心中。但是看他的情書，又很像是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感情表達是很赤裸裸的。
他和田媽媽私奔後到醫院任職。因為他這種不畏強權、為弱勢發聲的個性，得罪既得利益者和醫院高層，所以往往不續聘，最後只好賣掉祖產開診所。
他關心弱勢和正義，像左派一樣，但是他和台灣的現實政治沒有直接關注，他一向也不喜歡政治，對權勢權力沒有興趣，一輩子為黨外奉獻；直到民進黨組黨後，他也沒有加入。他的個性不妥協，說到做到，自我要求很高，每天都四點就起床運動。
他會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對於現狀的不滿：例如拍攝身份證時，把臉上塗抹得亂七八糟；十月家家戶戶都必須掛國旗，他會故意倒掛並和管區警察說：「過去的國旗，怎麼掛都不會掛反，我哪知道我掛錯！」
在黨外宣傳造勢場合，他上台會大罵底下的群眾，罵大家像奴隸，收買票錢是把靈魂出賣給魔鬼，讓黨外候選人很緊張。但其實也有人羨慕他敢說敢作敢當，始終如一。
誠品站：在《無米樂》上映後，在台灣捲起一股重視農業、珍視台灣價值的風潮；在《牽阮的手》上映後，您是否預期對社會將造成怎樣的影響？
莊益增：我沒有想那麼多，而且對我來說，不管這隻紀錄片我花了多少時間製作，只要上螢幕放映的那一天，對我來說，這隻影片就死了；但是它能在觀看者之間，產生意義上的重生。
我們在製作《牽阮的手》真的花了很多心力。我們在初剪帶剪完後，放給朋友看，請大家提供意見然後修改，大約修改了百分之五的部分；但是這個百分之五，卻花了我們半年到八個月的時間。
我們知道片子當中有許多缺點，不是不願意改，只是牽一髮動全身，改了一部份，前後會出現更多問題，只能說我們盡力了。但是對一般的觀眾來說，是看不出其中的差別的。
觀眾如何詮釋，已經超乎我們的掌控，是影片和觀眾建立起關係。至今我辦了二十場試映會，我們都共同感覺這部片離我們越來越遠，總有一天會和我們沒有關係。
原先這部影片我完成近三小時的版本，在戲院上映的版本剪到兩個小時多，一方面是因為戲院上映時間限制，在方面是希望學校老師再學校和學生分享放映後，能留一些討論時間。
三個小時的版本，包括廢除刑法一百條、總統直選等社會運動片段，紀錄直到2008年的總統大選停止，但是這樣的長度，比較像給知識份子看的，和我原先的訴求也不相同，未來完整版預計用dvd的形式發行。
誠品站：參與紀錄片工作那麼久的時間，您拍攝的原則是什麼呢？
莊益增：只有一個原則：尊重被拍攝的對象。他們赤裸裸的對待我們，不可以利用人家對我們的信任。
作紀錄片工作有個原罪，就是如實紀錄被攝者的人生，其中會拍攝到難堪的樣子，但是這是必要之惡，為了這個工作不得不拍，但是身為導演要有自覺，也要有掙扎。是否尊重被攝者，在影片當中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牽阮的手》預計11/18於指定戲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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