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阮的手》,重現理想主義伴侶的奮鬥歲月:專訪莊益增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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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零年代的台灣,三十四歲的田朝明醫師自日本返台。在日本待了十年時間的他,帶著追求正義、幫助弱勢的左派思想,返鄉開設診所。

  在故鄉,他遇到了年僅十七歲的高中少女田孟淑,個性活潑開朗又耿直,性格相投的兩人,默默的相互吸引著。

  在民風保守、社會禁忌的當時,兩人年紀相差超過一輪,又礙於同姓不可能結合,但兩人相投的個性與理想,跨越了家族阻礙,決定私奔廝守終生。這一離開,便走上了與大眾不同的道路…

  因拍攝紀錄片《無米樂》而成名的莊益增、顏蘭權導演,在沉潛五年後,推出了紀錄對台灣民主進程貢獻良多、被暱稱為「田爸爸、田媽媽」的田朝明、田孟淑紀錄片《牽阮的手》。

  這隻紀錄片原由公視委託拍攝,不認識這對夫妻也不了解台灣近代史的兩位導演,在經過長時間田野調查和深入訪談後,結合了報章報導、歷史照片、畫作、動畫等元素,以田孟淑的口述歷史為主,講述了他們的一生,也見證了台灣從戒嚴進入解嚴時代的歷史進程。

  由於兩位導演對於創作理念的堅持,並埋首在資料搜尋、動畫場景重建等細節,莊益增導演只好抵押老家土地將製作經費退回公視,連顏蘭權導演都因勞累而生病;但在這種精神的堅持下,我們得以看見場景生動、精采豐富的《牽阮的手》。

  誠品站專訪莊益增導演,談談究竟導演的堅持為何?為何要花那麼大的力氣來經營這隻紀錄片? 
 

誠品站:《牽阮的手》所紀錄的這對夫妻,和民主進程息息相關,但同時也具有政治敏感性,您不會擔心嗎?您怎麼看待紀錄片拍攝對象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莊益增:去年女性影展閉幕後,記者訪問時說:「導演,你們怎麼那麼勇敢?」我和顏導演聽到都傻住。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勇不勇敢的問題! 要拍攝田爸田媽的故事,原先是公視的提案,我們原先不認識他們,經過了解後,覺得他們夫妻的故事很有意思,所以就開始拍攝了。

  對我們來說,這就是一隻人物的紀錄片,而他們的生命歷程和台灣的民主運動發展那麼密切,不可避免的會紀錄在其中。
 
  我們之前對於台灣近代史都不熟悉,我們邊拍邊做功課,但也只是作一些浮面的功課。我只有看這二十多年來的報章雜誌,仔細的研讀,卻也沒有深入到買書來研讀台灣史,只觀察表面,所以我不是臺灣史的專家,只是一個紀錄片的工作者。

  我也必須要澄清,我們不會因為拍完了《牽阮的手》就成為臺灣史專家。基本上我們拍攝的紀錄片是以主角生命史為主,他們生活在臺灣歷史當中;要是談台灣史,就應該會有更多人的歷史牽涉其中。身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一輩子還有好多紀錄片要拍,怎麼會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呢!

  我覺得,真正勇敢的人是田爸和田媽,以及在他們的人生歷程中,所認識的勇於犧牲奉獻的人。對我來說,拍攝這部片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因為顏導演生病,還要還給公視錢,過程真的很辛苦啊!

  我覺得,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沒有權力去干涉拍攝者的政治立場,即使我們再熟識,我們之間的關係,也應該到拍攝結束時就結束。

  因為《無米樂》的廣受注意,崑濱伯會在一些政治場合公開發表意見,我會站在朋友保護他的立場,勸他少露面一點,不要被消耗;不過我們之間沒有什麼權利義務關係。 

誠品站:在《牽阮的手》當中,最特別的是使用動畫來重現歷史的部分。為何你們會決定這樣呈現?在這部紀錄片中,採訪的對象並不多,為何不採集多方觀點?

莊益增:
製作動畫,是為了彌補許多段歷史沒有資料畫面的情況。他們的歷史,要是只單純透過田媽媽的訪問來呈現,實在是很可惜;所以在顏導演的堅持下,我們用「寫實動畫」來陳舖精采的故事內容,也藉此來展現每一個年代的氛圍。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重演,但是重演的製作費更高,加上他們的歷史跨越數十年,若只是為了幾分鐘的畫面搭景拍戲,更是所費不貲,所以嘗試用動畫的型態呈現。

  我們根據田媽媽的口述歷史來編劇,把分鏡圖做好後交給動畫公司執行;但為了交代當時的時代氛圍,我們還要就是尋找各個年代的資料照片、說明來建立每個場景的細節,因此幫助觀眾進入時空,這一點真的耗費心力。

  擁有了這些素材後,動畫公司無法將肢體動作和表情做得生動流暢,我們則委託小劇場的演員朋友們演出,並將演出內容拍攝下來剪輯好交給動畫公司,才能夠讓動畫工作人員精準執行,減少不必要的修正時間。

  雖然看動畫內容還能夠更好,但是在我們有限的成本和動畫公司的努力執行之下,能有現在的成果,已經是可接受的範圍了;讓真實紀錄影像和動畫之間銜接穿梭,讓我們花更多時間思考。

  老實說,我們如果去採訪很多人,將採訪內容串在一起,非常簡單,可以節省我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與工程;但是我們不想要這樣敘事。而且我們也不負責平衡報導的責任,像一些重要民主事件,我們只問田媽媽的記憶,除非必要不問其他參與者,我們想要專注在個人歷史上。 


誠品站:《牽阮的手》是以田孟淑女士的口述歷史作為基礎拍攝而成的,但我們很好奇田朝明醫師的人生經歷,可否和我們多分享一些呢?

莊益增:田醫師和一樣住在台南山上鄉,住在隔壁村。他在1918年出生,是家中獨生子,家境小康,但沒有田媽媽家那麼富有;十八歲時陪著朋友到日本東京報考醫學院,他則想考上文學院;豈知朋友落榜了,他卻考上醫學院,文學院志願也落空,只好當醫師。

  三零年代的日本,已經非常先進了,他一直想要當一名哲學家,不看病時幾乎都在看書,在日本待了十年才返台;也因此,追求正義、幫助弱勢的理念深植在他的心中。但是看他的情書,又很像是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感情表達是很赤裸裸的。

  他和田媽媽私奔後到醫院任職。因為他這種不畏強權、為弱勢發聲的個性,得罪既得利益者和醫院高層,所以往往不續聘,最後只好賣掉祖產開診所。 

  他關心弱勢和正義,像左派一樣,但是他和台灣的現實政治沒有直接關注,他一向也不喜歡政治,對權勢權力沒有興趣,一輩子為黨外奉獻;直到民進黨組黨後,他也沒有加入。他的個性不妥協,說到做到,自我要求很高,每天都四點就起床運動。

  他會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對於現狀的不滿:例如拍攝身份證時,把臉上塗抹得亂七八糟;十月家家戶戶都必須掛國旗,他會故意倒掛並和管區警察說:「過去的國旗,怎麼掛都不會掛反,我哪知道我掛錯!」

  在黨外宣傳造勢場合,他上台會大罵底下的群眾,罵大家像奴隸,收買票錢是把靈魂出賣給魔鬼,讓黨外候選人很緊張。但其實也有人羨慕他敢說敢作敢當,始終如一。 

誠品站:在《無米樂》上映後,在台灣捲起一股重視農業、珍視台灣價值的風潮;在《牽阮的手》上映後,您是否預期對社會將造成怎樣的影響?

 

莊益增:我沒有想那麼多,而且對我來說,不管這隻紀錄片我花了多少時間製作,只要上螢幕放映的那一天,對我來說,這隻影片就死了;但是它能在觀看者之間,產生意義上的重生。

  我們在製作《牽阮的手》真的花了很多心力。我們在初剪帶剪完後,放給朋友看,請大家提供意見然後修改,大約修改了百分之五的部分;但是這個百分之五,卻花了我們半年到八個月的時間。

  我們知道片子當中有許多缺點,不是不願意改,只是牽一髮動全身,改了一部份,前後會出現更多問題,只能說我們盡力了。但是對一般的觀眾來說,是看不出其中的差別的。

  觀眾如何詮釋,已經超乎我們的掌控,是影片和觀眾建立起關係。至今我辦了二十場試映會,我們都共同感覺這部片離我們越來越遠,總有一天會和我們沒有關係。

  原先這部影片我完成近三小時的版本,在戲院上映的版本剪到兩個小時多,一方面是因為戲院上映時間限制,在方面是希望學校老師再學校和學生分享放映後,能留一些討論時間。

  三個小時的版本,包括廢除刑法一百條、總統直選等社會運動片段,紀錄直到2008年的總統大選停止,但是這樣的長度,比較像給知識份子看的,和我原先的訴求也不相同,未來完整版預計用dvd的形式發行。 
 

誠品站:參與紀錄片工作那麼久的時間,您拍攝的原則是什麼呢?

莊益增:只有一個原則:尊重被拍攝的對象。他們赤裸裸的對待我們,不可以利用人家對我們的信任。

  作紀錄片工作有個原罪,就是如實紀錄被攝者的人生,其中會拍攝到難堪的樣子,但是這是必要之惡,為了這個工作不得不拍,但是身為導演要有自覺,也要有掙扎。是否尊重被攝者,在影片當中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牽阮的手》預計11/18於指定戲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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